作家：安琪
{jz:field.toptypename/}2017年10月，一年一度的正仓院文物展中有一件碧绿色的十二曲玻璃长杯，长径22.5厘米，短径10.7厘米，高5.0厘米，重775克，底部无足，圜底，器物外壁刻花卉，两侧瓣还刻有兔、猪等动物。
正仓院共保藏了六件玻璃器皿，行为高等别的“唐物”，它们是5至10世纪中日两国古代科技与文化探究的化身。中国的玻璃烧制时期最晚在2200年前的战国末期就依然老练，东周末年和汉代的墓葬中都有大批细巧的玻璃什物出土[1]。中日两国之间对于玻璃制作时期的探究，历史也极端悠久，日本最早的玻璃出当今弥生时期中期，即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前后，极端于中国的西汉中晚期。九囿佐贺县的吉野里遗迹出土了75件蓝色玻璃管器，它们的化学要素与中国华夏地区出土的玻璃基本上一致，属于东亚国度罕见的铅钡玻璃，有学者测度它们可能是在中国熔制好的玻璃料块运到日本后，再加工成管状饰品的[2]。
张开剩余87%自从西汉的张骞买通了中国与亚洲本地国度的通谈之后，罗马帝国坐褥的吹制工艺玻璃器就络续不休地向东运送。在5世纪，玻璃被视为“西国之宝”，那时的东谈主远大服气，玻璃是由西方的“千年之冰”化成的[3]。六朝时间的贵族们防卫“斗富”的行动艺术，入口的玻璃器皿亦然他们炫富、攀比的好东西，比如《洛阳伽蓝记》就记录，后魏的河间王频频邀请王室宗亲来家里举行饮宴，所使用的酒器包括“水晶碗、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来”。南亚次大陆的释教信仰传入中国之后，改革了中国东谈主对于相持的分类与品级不雅念，玻璃与金、银、珊瑚、玛瑙、砗磲等相持一同被列为释教“七宝”。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就不错看到不少手握玻璃碗的菩萨形象。
敦煌莫高窟328窟壁画：菩萨手中的玻璃碗用来服待莲花[4]
敦煌莫高窟225窟壁画：菩萨手握玻璃罂[5]
玻璃器皿跟着佛法的向东传播，在祥瑞朝插足日本。隋伟业三年（607年），日本王闻隋朝重兴佛法，遣使入隋，并派和尚数十东谈主来学佛法[6]。空海在大同元年十月二十二日上报天皇的《御请末目次》中，记录了我方从唐朝携归的物品清单，其中有碧琉璃服待碗二口、白琉璃服待碗一口、绀琉璃著一具，都是青龙寺的密宗僧东谈主惠果众人赠予的；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十月，日本求法僧圆珍上《入唐求法目次》中记录“琉璃瓶子一口”，是本国僧野外觉从广州寄送的；另一只“琉璃瓶子”则是日本商东谈主李英觉、陈太信等附送，带回本国永充服待的[7]。不丢丑出，六朝隋唐时间的中日来去中，玻璃器是中国化的释教输入日本的标记性物品。
虽说是“唐物”，但正仓院这几件玻璃器的造型和坐褥工艺却不是来自唐朝，而是来自更为远处的伊朗高原。7世纪的东亚大陆是一个驯顺与外侨的时期，亦然一个留只怕来物品的时期。桑原隲藏在《隋唐时期来住中国之西域东谈主》一文中，澳门新浦京app考据了流寓长安的西域九姓胡东谈主（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寻、戊地），称之为“昭武九姓”“九姓商胡”。他们素来以善于作念买卖著称，朔方的长安、洛阳和南边的广州都是西域商胡的聚合之地，传闻这些地方“香药张含韵积载如山”。公元651年，阿拉伯戎行入侵萨珊（Sassan）王国，末代天子Isdigerd过甚儿孙Firuz、Narses都流一火到唐朝境内，客死长安。此次民族、物资及文化等方面大限度的战役，推进了波斯作风在远东的流行[8]，7世纪末8世纪初，追求异邦奢华和连城之价的民风开动从唐代的宫廷中扩展出来，粗拙地渗入到唐朝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宽泛生涯的方方面面，胡器、胡服、胡乐、胡食、胡姬、胡舞以致胡式的化妆术都是阿谁时期最时髦的东西。
正仓院所藏玻璃器皿应该即是这些“九姓商胡”从亚欧大陆的本地携来唐朝的居品。今年度展出的这只十二曲绿玻璃长杯，其器形在唐代已往的中国玻璃器皿中从未出现过，大约是一种从天而下的玻璃器形，对于它的开首，咱们只可从外来斯文中去寻找思路了。事实上，这种多曲的样式，恰是萨珊王朝金银杯的典型造型[9]。
多曲长杯是这个东西方文化剧烈和会的时期的一种特殊器皿。长杯的平面为卵形，杯体因分曲而造成外凹内凸的棱线，足部为矮矮的圈足。这种器形在3世纪至8世纪流行于萨珊王朝，这段时间是伊朗高原玻璃制造业最兴旺推崇的时间，大批细巧的玻璃珠饰和器皿出口到其他国度，多曲瓣状杯即是萨珊王朝的代表性器皿之一。在西方文件中，这种长杯被称为“Lobed dish”，或可译为曲口沿盘；也叫作“Ob long cup”“shallow cup”“oval dish”，leyu意为长杯或卵形盘。日本学者把这类器物称为长杯，并以曲瓣的几许分又名作四曲、八曲长杯、十二曲长杯，或朦拢叫作多曲长杯。
萨珊式多曲长杯在中国出现不晚于4世纪，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主室的窟顶上，残存着4世纪的壁画，画面上就不错见到多曲长杯的图像。中国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多曲长杯什物，是1970年在大同市南郊的一座北魏引诱遗迹里出土的“八曲银洗”，其时期为5世纪中晚期。它高4.5厘米，口径23.8厘米×14.5厘米，纹饰朴素，八曲的每一曲都深深向器腹内凹入，造成夸张的弯口。在唐代出土的金银器中，这一类多曲长杯已有几十件[10]，踱步保藏辞天下列国的博物馆与好意思术馆中，它们之间在器型上的分辩较大。
大同市南郊一座北魏引诱遗迹里出土八曲银杯[11]
日本保藏的萨珊式多曲长杯，正仓院南仓的八曲鎏金长杯（第64回展）[12]和本次展出的中仓十二曲绿玻璃长杯。日本学者原田淑东谈主将这两件正仓院多曲长杯与好意思国和英国所藏的唐代银质多曲长杯对比扣问，合计这种器形的开首可能是中国汉代的耳杯[13]。深井晋司则指出，日本所藏多曲长杯应该是萨珊王朝的器物，是波斯东谈主在古罗马贝壳式银器的启发下创造出来的新器形[14]。
白鹤好意思术馆藏唐代花鳥狩猟文八曲杯[15]
不外，这种器形并不适用于东方东谈主饮用液体的习惯，因此多曲长杯在传入唐朝之后，连续被中国工匠纠正和转化，有的加高了圈足，有的减少了曲瓣凸饱读的深度和夸张过程，最终定型为一种淡淡的花朵方式，这在其后的金银器和陶瓷器中一直很流行。另外，在材质上也出现了玻璃、水晶、玉和玛瑙的多曲长杯，如陕西西安的何家村窖藏文物中，就有一只十分苦处的水晶八曲长杯（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它通高2.9厘米，口径长9.5厘米，宽5.5厘米，壁厚0.1厘米，圈足径长4.8厘米，宽2.7厘米，高0.27厘米，厚0.3厘米，以无色透明的水晶制成。这是唐代独逐一件经考古发现的水晶容器，形制与萨珊多曲银长杯相配不异[16]。
何家村水晶八曲长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17]
何家村还出土了一件白玉八曲长杯，外腹壁隐秘尖叶忍冬卷草纹，平面呈八曲卵形，杯体较浅，曲瓣对称，弧线处向器内凹入，高3.8厘米，长径10.1厘米，短径5.5厘米。王人东方在扣问唐代金银器时发现，由于卵形矮圈足的银质长杯在7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十分流行，这只白玉杯应该是中国工匠师法萨珊式多曲金银长杯的居品，在隐秘纹样上，则是径直经受了南北朝时间就依然在中国非频频见的忍冬纹，因此不错说这件白玉杯是中西文化趋附的居品[18]。
何家村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19]
除了出土什物，唐代的壁画也留住了多曲长杯在阿谁时期的踪迹。房陵大长公主（619—673）墓的前墓室东壁南侧上，绘有一位梳高髻、穿男式翻领长袍的侍女，她右手提长颈壶，左手托多曲盘，侧身而立；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中也出现了侍女手捧多曲长杯的形象，可见这种器物在那时贵族阶级的生涯中是很常见的。
唐代房陵大长公主墓 前室东壁南侧壁画[20]
唐代乾陵懿德太子墓 前室东壁北侧壁画[21]
然而，正仓院的多曲琉璃杯一定是萨珊波斯王国坐褥的吗？从原料要素来看，正仓院多曲琉璃杯中氧化铅的含量高达55%，以铜为呈色剂，这与中亚、西亚坐褥的钠钙玻璃不同，却与中国制造的铅钡玻璃要素相类，应该是中国成品。迄今截止，中国出土玻璃器中尚未发现与正仓院多曲玻璃杯不异的器物，但在唐代金银器中这种体式的多曲长杯则许多见。也即是说，造型来自萨珊，原料来自中国，在中国坐褥，再由日本保存上千年，这只绮丽的绿玻璃酒器不错说是一件委果的天下性的物品了。
属目
作家：安琪，复旦大学华文系艺术东谈主类学专科（扣问场所：文体东谈主类学等）博士后，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东谈主文体院副教会。
统筹：中国艺术东谈主类学扣问会
文本剪辑：刁俊娅
版面缠绵：韩钰
时期爱戴：朱恬骅
推行审核：曾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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